蔡日方认为，首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并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日前，针对一些经济学家“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导致中国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削弱甚至丧失”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指出，这是一种反应过度的判断，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不会因劳动力成本上涨而削弱。 劳动力成本上涨是真实的蔡日方说，早在2003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开始出现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随后，这一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而蔓延到中部地区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最近一两年，媒体不仅广泛关注劳动力短缺现象，而且已经注意到由此导致的一个可能的后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蔡日方说，劳动力成本上涨是真实的事实。来自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多数行业特别是6类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行业（社会服务、交储邮、制造业、批零餐饮、建筑业、采掘业），其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种现象的敏感程度，国内外投资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和各类企业的经理人员，要远远超过国内多数宏观经济学家。2006年，一篇来自全球纺织网的报道说，参加该年度广州商品交易会的一些企业经理，听到关于因劳动力短缺而导致人工成本上升的普遍抱怨，并得到信息：过去一年中企业的人工成本至少上升了10％。” 蔡日方认为，最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不仅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同时具有其人口结构根源。也就是说，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种人口因素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完结，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 蔡日方说，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力是以低工资取胜的。目前中国制造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仍然只有美国等发达国家的3％左右，甚至低于很多被看作是中国制造业产业竞争者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研究部门获取的工资数据主要反映的还是在正规部门正规就业的情况，农村流动劳动力和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所在的非正规部门，实际工资水平更低。 但是，蔡日方说，在绝对工资水平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中国制造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却异常迅速，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还是与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国家进行比较，都有更快的增长率。这表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中国的低工资成本特征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经济竞争力不会丧失伴随着各地普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工资总体水平提高较快，企业劳动力成本出现上升的趋势，许多人担心，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将会被削弱甚至丧失。蔡日方对此给予了否定。 这是一种反应过度的判断，蔡日方说，就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现象来说，如果是一种人为干预的结果，例如，在某些国家曾经发生过因最低工资立法和工会活动，造成工资成本超越真实的要素稀缺性而上升，则必然产生影响竞争力的效果。相反，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真实地反映了劳动力短缺的状况，是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自然结果，则不仅不会削弱竞争力，反而会通过推动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长期竞争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目前显现出来的劳动力供给倾向于减缓的趋势，只是从增量上观察得到的。从总量的角度观察，实际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很长时间内，都将处于很高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较高，并且在2005－2015年间，仍然将保持年平均0.7％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大和占人口比重高的特点，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 鉴于以上分析，蔡日方认为，首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并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丧失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蔡日方认为，即使少量国外投资者做出了把投资向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的姿态，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跨国公司并不必然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国际投资者，其中甚至不乏靠“血汗工资制”赚钱的投机者。毕竟，与其说中国引进外资是因为奖金短缺，不如说是利用国际投资者的资源配置能力。 因此，蔡日方认为，在资源禀赋结构变化出现端倪之际，我们正可以借大浪淘沙的机会，改善中国外资企业的素质构成。换言之，当中国的劳动者接受低廉的工资水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人为地抬高它，而把投资者吓跑。当劳动者不再接受低廉的工资时，说明就业机会更多了，该走的投资者尽管让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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