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芸的预警已经很现实，1995年左右，大量外商到上海投资，以15年的投资期限为例，再过两年就要到期。那个时候，一方面上海的商务成本、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攀升，再加上《劳动合同法》的因素，会不会有外商借机撤离上海滩，甚至撤离中国，是一个值得密切观察的动向。

　　实际上，有些外商在中国法律空隙中游走，已经驾轻就熟。为了获取投资初期的减免税待遇，有的外商隔几年就重新投资，持续享受中国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还有外商公然藐视中国法律，拒不成立工会组织。面对劳动合同法，他们怎么会无动于衷。

　　不但外商，内资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樊芸介绍说，企业的工商执照都是有期限的，到期就自动失效，企业就不存在了。如果企业用这种方法规避《劳动合同法》，就很难处理了。

　　因此，对《劳动合同法》，樊芸一方面呼吁企业家正面理解，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在立法工作中，要注意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要解决法律之间是否有冲突的问题。

　　樊芸还对劳动仲裁如何体现公正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说，根据调研，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劳动仲裁案件大量增加，但是，劳动仲裁部门的执法有简单化的倾向，企业的败诉率非常高。有些仲裁案件一个人说了算，有时是职工有错，企业也只好花钱买太平。上海甚至出现了有人钻《劳动合同法》的空子，到企业应聘，又不好好上班，在被企业辞退的时候，借机敲企业的竹杠。樊芸本人就曾接触过这样的案例。对此，樊芸建议，劳动仲裁应该有五方面的人士组成：社会学者、法律工作者、企业家、劳动者、仲裁部门工作人员，这样组成一个类似人民陪审员的机构，更有利于仲裁的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