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王一江教授此次所谈，部分内容是在重复他在2月16日《经济观察报》上专栏文章中的观点。《羊城晚报》评论版2月18日刊载笔者《对中小企业要松绑但不可免责》一文，阐明免除《劳动合同法》之说不可行，理由包括：第一，“中小”的合理标准很难准确界定；第二，如果免除之说被纳入政策，最大受益者将是占据体制和资源垄断优势的超大型国企，大企业可以瞄准政府出台的分类标准，将主要业务分开注册成一个个“中小企业”，“积极”推广现行劳务派遣办法，所有劳工保护责任被实质性的逃脱。

　　事隔近两月，王一江教授再提旧论，客观而言，此次的表述比上一次更具有针对性，立论基础已经从上次谈及的世界各国劳动立法实践状况转为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具体实施的分析。笔者认为，王一江教授以系统的观点来引发社会各界对法律实施、劳动立法实践的关注，其努力值得赞赏。

　　但是，王教授此次更“深入”的阐述，仍然既不可行，而且也不符合现实逻辑。

　　首先值得推究的问题是，拔“稻草”的作用有多大？今年以来，所谓《劳动合同法》是压倒企业最后一根“稻草”的说法十分流行。王教授也说，“还有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考虑倒闭”。这种提法有怎样的代表性，企业倒闭的主因有多少成分是因为《劳动合同法》？

　　王教授此番说，“《劳动合同法》使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用工体制僵化，生存空间恶化。中小企业是劳动者就业的主体，是整个经济活动中最富活力、最有创造力，最具灵活性的一个部分。”中小企业本身是个很含混的概念，传统制造、加工贸易、研发、服务各类企业均有不同，专家学者以及主流媒体主要关注的是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尤其是珠三角，因为企业迁移潮带来了诸多连带性问题）。

　　王教授两次所谈，均大而化之的说“中小企业”，他的主张是由国家免除中小企业的劳动法律遵守责任，那么广大的内地企业，以及王教授本人煽情提到的“卖牛肉拉面的，在街上卖包子的”的雇主，有多少真正按照新法去改善劳资关系、有多少知道《劳动合同法》、有多少跟社保和劳动监察部门打过交道？

　　按照王教授的逻辑，最好的应对办法莫过于免除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劳动合同法》实行责任，这能解决问题吗？不能，内地的劳动环境同样不佳，但那是众多务工者的来源地，且生活成本较低，而珠三角（以及京津、长三角）生活成本高，民工荒、务工人员外流等状况已然充分显示后者的务工吸引力在相对下降，如果在珠三角免除新法（在全国免除，效果也是一样，内地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施行），只能够加速务工人员回流、外流速度以及企业搬迁；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再一一免除企业税、环保强制标准、加工贸易管制政策、出口关税？笔者的观点仍然是，如果说《劳动合同法》对一些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那么更应该关注这根稻草之外的其他，加快体制改革，改善中小企业在融资、税负、产业政策限制等方面的外部条件。

　　其次，单单从账面上计算因为要签劳动合同而增加成本并不科学，在过往松散而无约束力的劳资关系中，不能忽略企业的防范成本、不确定风险（如拖欠工资使员工激烈讨薪，企业为之支付更高的补偿费用）。事实上，包括各类中小企业在内，企业家和广大的人员考虑最多的是选择性使用《劳动合同法》，即用合同约束中高层以及设计、营销、制造、研发等关键职位员工（在这方面，新法使得企业的防范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以各种手法拖延、改动或干脆加入"作废"条款，这主要是面向普通岗位的员工。是不是需要出台改良版的释法意见，允许企业自行决定对哪些员工施行劳动合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