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黄由俭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因为湖南汝城县政府不公开相关资料，他将其告上法庭。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第一起相关诉讼案。

　　黄由俭，一名汝城县自来水公司普通的退休职工，长久以来他不断向各政府机关反映，该公司改制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后他发现县政府曾对公司改制做过调查，遂要求公开报告，遭到县长拒绝。

　　至今法院仍未立案。

　　但这并不妨碍成就“信息公开第一案”的社会意义。黄由俭用行动告知社会，条例实施后，打造阳光政府依旧存在艰难险阻，公民只有倾一己之力维权，政府形态才会变得更合乎理想。

　　一条红幅横在清冷的汝城县政府门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起实施”。

　　黄由俭在5月1日上午7时看到横幅后，立即回去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他希望这个条例能为他多年的“战斗”画上句号。

　　黄由俭连续5年，向各政府机关反映，汝城县自来水公司改制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他的不断上访，换来一场汝城县政府对改制进行的调查。

　　如今，他希望政府将调查报告公之于众。

　　常年和政府打交道的黄由俭，深知让政府公开信息的艰难。他写完申请书后，又起草了一份状告县政府的诉状。

　　5月4日，黄由俭向县政府提请公开调查报告，遭到拒绝，当天下午他将诉状寄往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为求医保5年上访

　　汝城县自来水公司改制，取消职工医保，黄由俭等一干退休老职工不断向政府反映情况

　　黄由俭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他每次上访的经历和心得，时间具体到分钟。

　　从2003年起，黄由俭开始上访，其中赴县政府上访36次，赴郴州市上访5次，赴长沙上访3次，赴京上访2次，都没有讨到说法。

　　曾经参加过越战的黄由俭，将这些上访经历喻为自己的第二场战争。

　　黄由俭69岁。7年前，他从汝城县自来水公司退休。

　　汝城县自来水公司原本是家每年上缴利润40多万元的国有企业。2002年11月25日，公司与郴州市联合工贸有限公司合作，改制为一家国有和私人同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改制后，53名职工下岗，剩余50人每人出资2万元入股。

　　并且无论是在职还是退休职工，其医保均被取消。原公司经理何稳林退休后，只有400元收入，因没有医保，身患气管炎的他，每顿都以萝卜丝就米饭。2004年5月2日，没钱看病的他离世而去。

　　黄由俭说，他们这些自来水公司退休职工都从何稳林身上看到自己的明天。于是，由黄由俭牵头，联合了一些其他的公司退休职工，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情况。

　　在约5年的上访中，黄由俭等人的申诉要求，一直在各级政府之间流转，而始终没有一个合乎他们心愿的回复。

　　向政府申请公开报告遭拒

　　黄由俭通过个人渠道得到县政府调查报告，发现许多内幕，遂要求政府公开

　　多年不懈地反映情况，让黄由俭有两个收获。第一是在县政府的干涉下，公司恢复了职工们的医保，虽然每月只有50元，但看大病已能报销。

　　第二个收获是，县政府开始对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进行调查。

　　黄由俭起先也不知道这事。去年9月初，他同其他几名退休职工到郴州市信访局，询问结果。在那儿看到了一份汝城县政府关于调查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回复。

　　“因为老黄等人闹得太厉害，郴州市政府才令汝城县政府进行调查。”该县建设局一位官员说，县政府早在去年5月就让建设局先调查，6月又组织了县政府经研室进行调查，并形成报告。

　　从这份回复上，黄由俭看到了许多他以前不知道的公司内幕。其一，郴州联合工贸有限公司参与自来水公司改制时，所谓投入的4248万元股金，审计局“没有发现任何付款收据和转账依据”。

　　其二，自来水公司签订改制合同不是由公司法人代表签署，而是由其主管单位汝城县建设局的局长签署。

　　其三，改制合同中还有不合理的规定，自来水公司利润率在10%以内时，全部归私营股份；超过10%后，国有股才参与分配。

　　并且，汝城县城镇饮水工程项目争取的国家拨款650万元，也被私有股东据为己有，调查认为这“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在汝城县政府向上级单位做的调查回复中这样写着，自来水公司改制后，“财务管理混乱，私有股东侵占国有财税资金的现象较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自2003年到2006年，先后提走597.53万元，导致该县供水设施维修和扩建都成问题。

　　看到这份回复后，上告5年的黄由俭感到振奋。很快，在一名县政府官员的帮助下，黄由俭又拿到县政府经研室《关于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情况的调查报告》的复印件。

　　但现实很快又让黄由俭沮丧。这两份“偷”来的政府资料，给自己上访带来的最大补益，只是在材料中多了16页A4纸。因为都不是政府正式公布的文件，律师告诉黄由俭，即使上法庭，这些资料有无证明力都是问题。

　　所以，黄由俭很想在一个权威平台上，将县政府经研室关于自来水公司改制真相的调查报告公之于众。

　　借助新条例起诉维权

　　黄由俭第一时间状告县政府不公开信息，县长廖桂生认为调查报告不在信息公开范围

　　黄由俭知道政府要实施信息公开条例是在今年3月。当时自来水公司一位退休老干部在广东卫视中看到宣传片，转述给老黄。

　　黄由俭顿觉眼前一亮。他看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兴奋地一晚上没睡。

　　在长沙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指导下，黄由俭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做了3种形式要求：将调查报告通过西安电视台、汝城县政府公众信息网或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公开发布。

　　5月4日上午，黄由俭等人见到了汝城县县长廖桂生和一名副县长。他们谈了3个多小时，最后，县政府还是回绝了他们的申请。

　　事后，廖桂生对媒体解释原因，“该调查报告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的，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

　　“我就知道会被拒绝。”黄由俭说，他对县政府的表态并不意外。

　　“告！马上告！”4日下午，黄由俭等5名原告来到汝城县法院，递上《行政起诉状》，要告汝城县政府，后被告知“超出管辖权”。

　　于是，趁邮局没下班，黄由俭将起诉状改了几个字，用特快专递发往郴州市中级法院。

　　黄由俭诉讼的依据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1条规定，“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情况”，应该由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布。

　　但是县法制办主任邓先聪认为，在整个条例中，只规定乡镇企业承包、租赁、拍卖的情况需要公布，并没有涉及国企改制。

　　而且，调查是由汝城县政府经研室———县政府办公室的内设部门所做，其原本为领导决策参考所用，并不能代表政府立场。邓先聪说，“即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调查报告也没必要公开。”

　　汝城县长廖桂生对媒体表示，黄由俭申请的调查报告不属于公开范围，同时 “调查报告”在去年已“交给”当事人，处于公开状态。

　　廖桂生并没有透露是谁，通过何种方式将报告“交给当事人”的。记者对县政府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县政府并没有将报告正式转交黄由俭，黄由俭从个人渠道获得报告的说法属实。

　　政务公开的基层困惑

　　县政府政务公开办主任肖旭觉得，“条例”规定得过于笼统，对公布的内容和程度，基层很难把握

　　肖旭是汝城县政府政务公开办的主任，同时也是政府办的副主任。

　　肖旭表示，汝城县政府信息的目录编制和公开工作，已完成了一大部分。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则给基层工作带来不少难度。

　　“规定得过于笼统，对公布的内容和程度，基层很难把握。”肖旭说，这就导致在被黄由俭起诉后，县里只能向上面求助。

　　而且，肖旭认为，黄由俭要求公开的是去年的调查报告。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此报告也不在公开范围。

　　汝城县政府一位官员表示，对既往政府信息的披露，还牵扯到官场的潜规则。“一般来说，现任领导都不想涉及前任的问题。”

　　以汝城县自来水公司改制为例，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已调到郴州市任职，改制后的一位私有股东，其胞兄当时在郴州市委工作，现在又在湖南省政法委任职。

　　“这个烫手山芋谁也不愿接。”这位官员说，“把历史问题让现任承担，也不公平。”

　　“我们就是要让政府公开承认错误，这样也值了。”和黄由俭一同参与起诉县政府的退休干部胡桂生说。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目前尚未做出受理此案的决定。黄由俭说，他会高度关注事情进展，并不会轻易放弃。

　　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这部法规被学界认为是打造“阳光政府”的重要一步。但是，部分学者和基层法制工作者认为，在当前的法律和行政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还存在不少疑难问题。

　　「难题一」

　　官员财产何时被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莫于川认为，条例的价值和意义不容质疑，但也不能“过高期望”，“一部条例不可能解决政府信息公开的所有问题。”

　　莫于川说，在起草条例的过程中，专家组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协调与政府权力部门的共识，而为了使条例顺利通过，“不少地方就折衷处理了。”

　　新浪网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7.5%的网民最希望看到的政府信息，便是“官员财产情况”。但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并无此项内容。

　　莫于川解释说，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草拟过程中，专家们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还是因为阻力过大，时机不成熟而放弃。

　　「难题二」

　　公开哪些，心中没数

　　除条例规定公开的信息外，地方政府领导人对行政事务的决策过程、对人事的安排等，也为广大民众所关心。但在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却并非产生于政府，而是来自党委和人大等部门。

　　法学界人士普遍认为，《保密法》、《档案法》都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上位法，在此两法没有调整修改的情况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展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于是出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规定有过于笼统现象。

　　湖南省汝城县政府法制办主任邓先聪说，“现行条例太具指导性”，使基层政府机关在执行时“吃不透，拿不准”。该县5名退休工人申请政府公开一份国企改制的调查报告，县政府拒绝后被起诉，只好向上级部门求助，询问“按照条例，究竟是否该公布？”

　　参与起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专家透露，条例的一个作用，便是为数年内可能起草的《政府信息公开法》探路。条例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都将被立法者作为研究依据。

　　湖南省官员透露，该省已经注意到条例实施过程中难以掌握的问题，准备在今年10月份出台实施细则。根据记者对河北、河南等地法制部门的采访，为条例制订事实细则，已迫在眉睫。

　　「难题三」

　　条例实施流于形式？

　　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前，莫于川曾对记者表示，很多地方对条例的准备工作严重滞后，存在形式主义，“让人忧虑”。条例实施后的一些事件，证实了他的判断。

　　5月5日下午3时，上海律师严义明来到河南省环保局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严义明在办事大厅等了半个小时，对方才收下了他的申请书。在此期间，数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道归哪个部门管。”

　　而事实上，原国家环保局早在去年4月就公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要求各地环保部门做好信息公布工作。在河南省环保局的遭遇，让严义明感到很意外，“最早着手准备的环保部门都这样，其他部门可想而知了。”

　　“地方官员对条例真正抵触的不多，但重视往往不够。”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莫于川赴各地，对数千名官员进行条例实施前的培训工作时，就已发现这个问题。

　　而且《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问责机制不明确，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王德禄对媒体表示，这样实施条例只能更多依赖于官员的行政良知。

　　「难题四」

　　中央垂直部门如何公开信息？

　　汝城县法制办连主任在内只有4人，县政务公开办公室主任肖旭说，根本无暇编制信息公开事项，而政务公开办公室则隶属于县政府办公室，与政务中心联署办公，“编制一直要不到，所以没有信息公开的专职人员。”

　　汝城县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从河北、河南和湖南等省了解到，大量信息公开的专业工作因为政府缺乏人手，都由下属部门自行处置后再上报。

　　“这样官员会不自觉地维护自己部门利益。”律师严义明认为，信息公开需要更客观的平台和人员。

　　而且，有专家指出，国税、海关、金融等各中央垂直部门的各种信息，因行政体制的条块化，与地方政府的发布平台，形成不了有效的对接。对于这些部门的信息公开，该找哪个责任人，不仅公民不知道，即便连一些基层政府的官员也不清楚。

　　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一位官员说，一些垂直部门形成部门利益权力化，在以往推行依法行政的工作中就已碰到过困难。如今实施的信息公开在垂直部门中将又会是一个难点。

　　湖南汝城县官员肖旭说，湖南省已部署设立政府发言人等岗位，进行新闻发布与信息披露的双重工作，以弥补各部门对接不畅的问题。但前提是，垂直部门必须与地方政府达成公识，形成协调互动机制。